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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評者蘆葦:中國電影已沒有價值觀(圖)

     蘆葦 華商報記者 陳團結 攝      蘆葦與張國榮合影      蘆葦在家中 華商報記者 陳團結 攝   批評《小時代》,也批評《歸來》,永遠言辭犀利。斷喝“中國電影已沒有價值觀”,“完全喪失了文化品質”,這就是64歲的蘆葦。   頂著“中國第一編劇”的名頭,多年默守長安,遠離“圈子”,於中國電影界,始終是一個冷峻的批評者。而追溯心路,那思想的鋒芒主要源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寶雞鄉下的知青歲月。“過去我是努力從政治的時代病中逃逸出來,而今是從商品的時代病中逃逸出來,不惜再蛻一層皮。”他說。   晚飯後,蘆葦到廠里散步。他瘦瘦高高,穿一件幾十塊錢的白色圓領T恤,布長褲,黑布圓口老頭鞋,邊走邊尋找路邊那家常去淘碟的小店,才發現已被賣彩票的取代了。   “廠里”離家屬院200米,是曾經聲名顯赫的西安電影製片廠。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,西影如日中天,《人生》、《老井》、《黃河謠》、《紅高粱》等電影名噪一時。那時候,張藝謀、何平等“第五代導演”初出茅廬,蘆葦是一名美工,業餘編劇。大伙住在簡陋的西影宿舍里,樓道污水橫流,永遠都扔著一溜兒墊腳的磚塊。   “西影”是蘆葦一生中唯一一個“單位”。到60歲退休,他在這裡工作了35年。如今,西影走出的電影人遍佈海內,而他,頂著“中國第一編劇”的名頭,依然默守長安。   這個傍晚,64歲的蘆葦,散步結束後倚在一輛廢棄的道具鐵車前。這個批評起“不論哪一代”導演都不留情面,厲聲斷喝中國電影已“沒有價值觀”的老頭,此時是好脾氣的。他說起中國電影時那譏誚而冷峻的表情,也暫時不見了。   “《歸來》沒有突圍”“有骨頭沒肉”   2014年5月16日,《歸來》西安首映。此前,媒體鼓噪這個片子是“張藝謀歸來”,意指老謀子從商業片中抽離,回歸到了小人物在大歷史中的命運等等。首映那天,蘆葦專程去了影院。   蘆葦比張藝謀大一歲。當年,兩人合作《活著》時,都才40歲出頭。改編劇本時,蘆葦用了很多心思,包括把張藝謀情有獨鐘的“關中皮影”加了進去。《活著》後來雖然沒在國內放映,但在海外獲多項大獎。   《活著》觸碰了文革,《歸來》也是。對蘆葦來說,第一感覺是“為藝謀高興”。但看了電影后,他的高興打了折,一方面,“覺得電影主題很棒,正視歷史。”但另一方面,他覺得,拍得不過癮,人物非常錶面化,“該展開的地方沒有展開,許多痛徹心扉、情感非常撕裂的地方,被導演輕輕放過去了”。   例如有一幕,女兒問父親這些年受的罪,本來父女情感要碰撞在“刀刃”上了,結果父親淡淡回了一句就完事了。蘆葦覺得,這樣的情節處理,讓觀眾看完電影后,“憋得慌,情感沒有釋放。”要命的是,這樣的地方在《歸來》中比比皆是。   在今年3月出版的《編劇的秘密》中,蘆葦說過“突圍”一詞。在他看來,一個好的電影,就像一個有意思的人生一樣,肯定有一些突圍的時刻,要迎著衝突上。“很明顯,《歸來》沒有突圍”。他認為,這不是鞏俐、陳道明的問題,而是導演的問題。   他認為:大部分電影不是因為題材不好,而是展開能力不夠,《歸來》“有骨頭沒肉”,也是這個原因。   “第五代”恩怨:因批評而疏離   對蘆葦來說,品評《歸來》的這些意見,也就是記者來訪時說說。年輕時就這樣,老了,也沒有變得圓通些,無論熟人朋友,還是大腕名流,他都照說不誤。   他和張藝謀如今已很少聯繫。上次見面,還是今年的3月8日,在北京八寶山,吳天明導演的葬禮上,也就是打個招呼。“吳頭去世,大家心裡都很難受,也沒心思說關於電影的什麼。”   但即使不是相逢在別人的葬禮上,他們見了面,也已很難有討論電影的機會。一方面是“藝謀太忙”,另一方面,他覺得,整個氣氛和過去不一樣了。不像上世紀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的時候,他們一起爭論電影可以面紅耳赤,藝謀、凱歌那時都只是導演,還不是“老闆”,全心全意,只想著怎樣把電影拍好。   他是看重朋友的,但很多時候,又不能按捺住說話的衝動。例如對張藝謀的《英雄》和後來的《山楂樹之戀》、《金陵十三釵》等,他都有批評,尤其是《英雄》,他認為“價值觀出了大問題。主題虛妄可怕,從根本上顛覆了武俠精神與武俠片類型”。   按照他的主張,判斷一個電影好壞,就兩點:價值觀和電影技巧,技巧包括電影“類型”是否清楚。例如他說《小時代》“價值觀爛得一塌糊塗,可是電影類型清楚,知道自己在乾什麼”,這點甚至比《無極》強。   2005年,陳凱歌導演的《無極》出世,引發洶涌的批評。蘆葦對媒體承認,他自己看過無數電影,但這部電影確實沒看懂。   “雖然大家都在批評,可不管怎樣,我說的這些話,肯定是傷著凱歌了。”蘆葦說。從那以後,兩個曾那樣親密的合作者、朋友,就很少再溝通了。   他至今懷念那些閃耀著電影榮光的舊日子。當年他住在北京陳凱歌家附近,一心寫《霸王別姬》劇本,有時就去陳凱歌家蹭飯。為省錢,兩人一起擠黑“面的”。那時劇組的氣氛也好,為了確定誰演程蝶衣,導演、編劇、美工等5個人還投了一次票,結果4人投了張國榮,陳凱歌遂放棄了讓明星尊龍來演主角的想法。   在蘆葦看來,《霸王別姬》的成功是從天而降的,這“從天而降”擊中了陳凱歌。次年,當他被陳凱歌叫到北京,商議片子《風月》時感覺到了變化。“面的”不見了,凱歌派來的是豪華凱迪拉克,還有戴白手套的女司機。   “拍攝《活著》、《霸王別姬》之後,我對中國電影充滿信心,一度以為那是中國電影的起點,萬萬沒想到,那就是終點。”蘆葦曾這樣說。   其實,他批評的鋒芒從來不只針對電影人,而是直指體制。他認為,一個壞的電影制度能扼殺一代俊傑,而好的制度則能養出一個電影時代。他說,其實“第五代的變質也跟電影大環境分不開。”   憾恨《白鹿原》劇本單獨出版   2012年夏,《白鹿原》還沒上映,片方聯繫到蘆葦,詢問編劇署名的事。此前,幾乎人人都知道蘆葦在寫《白鹿原》劇本。   2009年,他知道了王全安拍《白鹿原》。他註意到對片子的宣傳說是“情色片”,心裡就訝異。所以,決定是否署名時,他要求先看看片子。看完後,蘆葦用拒絕署名的方式表達了他的失望。片子的120多個鏡頭中,只用了他劇本中的24個鏡頭。這不是最重要的。最直接的原因是實在太不像他心中的《白鹿原》,“拍得太糟,覺得無趣,沒意思。”蘆葦認為,《白鹿原》主要表現的是“新舊價值觀的決裂”,講的是一種決裂的痛苦。這個決裂到現在還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、情感、文化傳承。可最終呢,電影指向不明,主題失序,成了“田小娥傳”,或者“田小娥的炕”。   1993年前後,《白鹿原》小說剛出來不久,蘆葦就和吳天明導演醞釀拍攝《白鹿原》。最終,西影取得了電影版權。此後,因審查原因,《白鹿原》始終無法搬上熒屏。2006年前後,蘆葦通過電影《驚蟄》,發現了還沒有大名氣的王全安。   2006年,蘆葦和王全安合作,拍攝《圖雅的婚事》。電影獲得了“金熊獎”。王全安聲名大振。但這次合作,也讓蘆葦覺得,王全安拍攝《白鹿原》這樣的大場景史詩電影有困難。   後來,蘆葦還給張藝謀寫了封“勸拍信”,勸他來拍《白鹿原》。據蘆葦講,張藝謀後來專門給他打來電話,說確實也想拍這個片子,但可能要“上奧運會”。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,張藝謀和《白鹿原》失之交臂。   “如果是張藝謀拍,那一定不一樣。”6月18日,蘆葦嘆息說。如今,他已不期待在有生之年,看到自己編劇的《白鹿原》再出現在銀幕上,“《白鹿原》和這個時代太不符合了,太不時尚了。”今年3月,他把《白鹿原》劇本單獨出版。算是自己的一種姿態。也是給自己一個交代。   一個洗刷掉時代印記的人   當被問及名字是否來源於帕斯卡爾那句著名的“人是一枝有思想的蘆葦”時,蘆葦大笑了起來。“我有什麼思想啊,不過是個普通人,說了點常識罷了。”   上世紀六十年代,蘆葦在西安讀小學,在一次轉學時,老師把他的原名“盧惟”寫成了他的綽號蘆葦,就這樣將錯就錯,沿用至今。   蘆葦給人印象深刻的是,這麼多年一直沒有改變過。他的言說和固守自己職業趣味的表現,讓《編劇的秘密》對話者王天兵認為:蘆葦是中國電影界唯一一個具有完整價值觀的人。   “蘆葦這人很怪,他出生於1950年的中國,可身上一點沒有那個時代的烙印。”王天兵說。2006年,王天兵和正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圖書館查閱《杜月笙》資料的蘆葦認識。蘆葦那時已經相當有名,但說起電影,一點都不做作,不吹牛。這種很質朴的東西,把王天兵打動了,後來兩人一直聊下去,最終有了《編劇的秘密》這本書。   “相比較而言,張藝謀也好,陳凱歌也好,甚至拍攝《小時代》的郭敬明,實際上都沒有擺脫他們的時代。”王天兵說。   但蘆葦作為一個批評者,他的鋒芒和動力又來自何處呢?   1968年,18歲的蘆葦下鄉成了一名知青。在那個寶雞東岔河的小山村裡,他沒有像“毛主席的好學生”那樣,完成自己的思想改造,反而經由對苦難農村生活的觀察,對一切產生了懷疑。   其實,他是“紅旗下的蛋”。1950年,他出生在北京。父親早年參加革命,當時是林伯渠的司機。據說,有一次毛主席在中南海院子里看見他,還誇他:好漂亮的娃娃。   在父親後來工作的西北局,他沉浸在圖書館,15歲時就看《靜靜的頓河》。下鄉時背的兩箱書里,有契科夫的全套文集,契科夫式的人道主義情懷由此陪伴了他大半生。讓他能宣稱自己對電影的底線或價值觀,就是“人道主義”和“尊重人性”。在已經完成的20多部編劇作品中,不管是《霸王別姬》,還是《活著》,都因為這樣的一種價值觀或情懷,而打動了全世界的觀眾。   1973年前後,回城知青蘆葦成為西安某“地下讀書會”的一員。在那個時候,“地下讀書會”意味著一種思想的異端,是熱愛思考、關註國家命運的年輕人,形成的秘密讀書小組。在這裡蘆葦完成了自己的思想啟蒙。學歷初中二年級的他,把這個時期稱為他的“秘密大學”。   痛憾著也繼續著手藝   2014年6月,西影家屬院一座單元樓的四層,蘆葦家裡。大白天,窗帘拉著,臺燈開著,主人仿佛隨時準備看一場電影。   在這個100平米過一點的三居室里,門口最顯眼的,是蘆葦的小白板,上面寫著他近期要做的事:東岔河憶舊、八三年嚴打、文革憶舊等等。東岔河就是他當知青時待的地方,他一直想把那段歷史寫下來。而“八三年嚴打”,也是他經歷過的。那年,他因參加“家庭舞會”,被關押10個月。   雖然1975年就以炊事員的名義招工到西影廠,蘆葦的編劇生涯是在1986年才正式開始的。   1986年到1988年,蘆葦以好萊塢的警匪片路數,給周曉文導演寫了兩部片子《最後的瘋狂》和《瘋狂的代價》,獲得成功,至今都是中國最成功的警匪片。但蘆葦知道,這不是自己要追尋的電影目標。他還是更關註現實題材,這就有了後來的《黃河謠》,再一路到《霸王別姬》、《活著》。   蘆葦不否認自己有史詩情結。他非常欣賞的電影,如《阿拉伯的勞倫斯》,“看了一輩子”,還有黑澤明的《七武士》等,都在人性的方面探究深入,又是史詩的結構和敘事方式。   近些年的新片,他看得比較少。《阿凡達》他很喜歡,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類型分明,講故事的方式國際化的,不錯。他一般都是在家看碟,但遇到《小時代》、《歸來》這樣有爭議的片子,會到電影院去看。對《小時代》,他不能掩蓋對其價值觀的厭惡,但認為,“雖然讓人匪夷所思,但代表了一種真實的文化狀態。指明瞭一代人的價值趨向,就是炫富,以財富為美,為終極目的。”   如今,他更看重的是像徐童這樣的紀錄片導演,認為他的作品如果有20部,就足可以反映這個時代。他也有好多遺憾。這10年間他寫的劇本,除了《圖雅的婚事》拍成了,其餘幾乎全都沒拍成。   他自況是一個手藝人,手藝好不好,最終要看“活兒”。可拍不出來的劇本,讓他心裡遺憾又痛苦著,但沒辦法。這些年,人人都在談論錢,有朋友拉他去做公司,他沒去。也有人找他寫熱鬧題材,甚至還有寫鬼故事的,都碰了壁。   他顯得不太合群。在西安的文人聚會中,很少見到他的身影。他覺得,倒不是自己刻意疏離,而是“不喜歡熱鬧,不喜歡扎堆。”另一方面,“我不是作家,也不是文人。我就是寫劇本的。”   “說我率直是高抬我了。我也不會把想說的全都說出來。”採訪結束時,他笑著說。對自己,他的總結是,有一點多愁善感,還算能“一以貫之”。   (原標題:批評者蘆葦:中國電影已沒有價值觀(圖))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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